因此，对中国来说，发展还是硬道理，监管体系不仅需要考虑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更需要考虑生存发展问题。

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然是国内大循环畅通的核心，仍然是改革的主线，要继续通过供给创造需求实现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明确区域板块分化重组、人口跨区域转移加快、农民落户城市意愿下降等问题的思路，尽快解决城乡区域差距较大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彼消此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内外部环境面临的不确定性甚至风险进一步上升，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备应对可以预见和不可以预见的复杂困难局面。所谓准确，是指准确把握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站到了新的起点上，要紧紧抓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切实解决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难点堵点以及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影响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科学判断经济形势，提出了许多重大创新性的理论、理念和思想，其中最重要、最主要的就是新发展理念。二要使协调成为内生特点。因此，我们要全面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部署，集合优势资源，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揭榜挂帅攻关，发挥地方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积极性。

我国要做好当前工作，最紧要的是要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丰富的市场资源，可以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最有力的支撑。在《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中，我们正是根据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实践经验说明了市场机制较之计划手段在资源配置上的有效性。

仅仅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两年，一度成为主流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就被更加接近苏联式政治经济学原教旨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所代替。第二，是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推动力量。相反却使计划经济所必须的资源配置纪律遭到破坏。2015年10月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为应对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和四降一升（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的严峻挑战，为十三五（2016~2020）制定了正确的经济发展基本思路。

接着，后续的经济学派也根据计划经济体制在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方面的致命缺陷说明它无法具有效率。经过朝野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在1984年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重新赢得了势头。

制定正确改革战略的前提，是明确改革的战略目标。的确，目前我们面对着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中国经济尚未走出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困境这意味着未来仍然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使居民储蓄更有效、迅速地转化成企业投资。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及时改变人口政策 储蓄率的高低及其组成部分的变化取决于诸多因素，储蓄率本身也并不必然要成为政策干预的直接目标。

有学者在近期发布的《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一文中表达了上述观点。我们将20-59岁的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人口抚养比将从2020年的0.68上升到2030年的0.88。然而，随着支撑高投资回报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常账户盈余能力达到顶峰，近年来，我国国民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由于工资性收入在过去十年已经经历快速增长，且增速快于劳动生产率，预期十四五期间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并引起居民储蓄率的下降。

过去较长一段时期，高储蓄率确实对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起到促进作用。首先，储蓄率是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因此中国长期以来保持的高增长与高储蓄率有着必然的关联。

2020年11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国内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未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还将加速推进，并推动抚养比迅速上升。

报告指出，中国的高储蓄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支持政策的不足。随着行业集中度提升，大企业的储蓄行为推动企业总体的储蓄水平，这些趋势在十四五期间仍然延续。可见，消费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是我国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石。但随着公共储蓄在国民储蓄中比重的下降，对国民储蓄变化的边际贡献会越来越小。储蓄与投资的关系还体现在二者之间存在着动态的关联性，即滞后的储蓄率对当前投资的影响。新冠疫情延续或出现反复，将在十四五初期对疫情的冲击产生消费平滑效应，降低储蓄率。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压力越来越明显，降低或至少不提高养老金的替代率是必然的趋势，这必然对人们当期储蓄行为产生影响，对储蓄率具体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将取决于改革的内容和力度。其二，不同类型经济体的储蓄行为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

第三，经济增长只对政府储蓄产生影响，而对私人部门的储蓄率没有影响。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速度将有可能放缓。

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2008年达到52.3%的高点后处于下降趋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既是扩大就业、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动力，也会刺激和扩大消费，尤其是社会保护体系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改革完成以后，更多的覆盖外来人口得到体系的覆盖，将会稳定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增加当期的消费。

十四五时期中国储蓄率变化趋势 世界各国平均国民储蓄率水平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达到高点，随后开始下降。第二，中国的高储蓄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支持政策的不足。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伴随着大量的公共支出，也会降低公共储蓄。企业储蓄率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难以享受到正规的金融服务有关，因为这些企业的投资行为必须更多地依赖企业内部积累。

如果我们拉长观察的时段，可以发现经常账户占GDP比重的提升实际上具有一定的阶段性，而且，从其变化的机制看，对经济结构的扭曲效果也会越来越不明显。储蓄率对国际收支的作用机制体现于国民收入账户恒等式。

报告指出，近年来，国民储蓄率的下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正常的回归过程。消除信贷等金融服务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别对待，有助于提高企业资金配置效率。

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第三，中国独特的人口政策已经成为影响储蓄率的重要因素，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将成为导致储蓄率下降的重要因素。

2013年以后，中国16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持续减少，2013至2019的六年间累计减少了2314万人。此外，中美经贸摩擦、新冠疫情等事件产生的不确定性，将增加企业的储蓄动机，以应对可能面临的经营风险。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储蓄-投资之间存在稳健的相关性，而且越大的经济体，投资和储蓄的相关性越高，依据不同的数据库计算的二者的相关系数都在0.6以上。尽管中国的社会保护体系在过去几十年中有了长足发展，但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社会保护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第一，要形成与储蓄率变化趋势相吻合的经济增长方式。十四五期间的公共储蓄率将继续下降。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中国经济还能继续依赖高储蓄、高投资的增长模式吗？消费究竟能否成为增长源泉？ 后者的答案是清晰的。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过程及其引起的人口结构变化对理解未来储蓄率的变动趋势具有直接针对性。

虽然人口结构引起的储蓄率变化本身并不能成为储蓄率高低价值判断的依据，但急剧的人口结构变化会导致储蓄率迅速变化，也必然容易引起相关联的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波动。中国的政府部门收入与经济增长绩效有紧密关联，而政府支出则越来越具有刚性，因此，更高的经济增长容易产生更高的政府储蓄。